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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怎么了？没人告诉我答案，我只能在书本中寻找。”

    “收留我的那个传教士死后，我便在美国各地流浪。因为《排华法案》的缘故，我很难找到正经工作。一般情况下，我靠小偷小摸过日子，也曾把旧瓷器当古董卖给美国佬骗钱，后来又伪装成日本人向杂志和报纸投稿，勉强能赚到些稿费。”

    “我在哈佛旁听过历史课，也曾在普林斯顿偷学政治和经济。我经常假装自己是日本或中国留学生，他们对留学生要客气些，对滞留美国的华工则非常厌恶。对了，我还帮哈佛的某位硕士写过毕业论文，那次我足足赚了200美元。”

    学生们默然望着台上谈笑自若的男人，那就是他们的新校长，一个流浪汉、诈骗犯和小偷。但他们却无法对他产生憎恶感，更多的是同情和可怜，甚至是佩服。

    别的不说，周赫煊靠旁听自学成才，居然能为哈佛硕士代写毕业论文，肚子里是有真才实学的啊。

    周赫煊的故事还在继续：“后来我偷渡到欧洲，发现那里比美国要好混得多。虽然他们仍旧歧视中国人，但那只是狭隘的偏见而已，至少没剥夺中国人的工作权利。法国人浪漫而幼稚，英国人绅士而傲慢，德国人严谨而死板，俄国人直率而粗鲁……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色，你时常留心，就会发现许多趣事。当然，我更关注的是各国图书馆，费尽心机地混进去，偷看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资料。我想了解这些国家，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列强，而我们中国，又为什么软弱无能？”

    “国家是什么？无非国土、国民、文化和政府。”

    “自晚清以外，中国的国土大面积沦丧，中国的国民普遍愚昧无知，中国的文化陈旧落后，至于中国的政府，呵呵，不可描述。”

    周赫煊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进入主题：“我知道，你们也明白。中国如今的情况，让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你们才闹学运、搞学潮，希望能为中国的振兴贡献力量。对此，我很理解，但我不主张暴力。比如去年火烧教育总长家的房子，以及《晨报》报馆，这已经违法犯罪了。你们主张言论自由，却用暴力来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这算什么？自己打自己脸吗？”

    学生们欲言又止，不知该如何反驳，因为去年那次游行确实闹得有些过分。

    而且，学生中最积极的革命派，此时很多都已经跑路了，在场大部分都是比较安分的，不会沾上一点火星就爆炸。

    周赫煊又说：“在很多人眼里，北大就是个烂摊子，而我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我希望大家能安心学习，学校终究是学知识的地方。真想闹革命的，我支持他去南边，路费不够我可以提供援助。在我当校长期间，不得公开喊出革命口号，不得公开宣传革命思想，不得公开组建革命社团，违者立即开除！如果实在不喜欢我这个校长，就请到教育部抗议，抗议人数超过100个，我立即引咎辞职。言尽于此，诸君再会。”

    周赫煊说完便走，没有片刻停留，直奔北大校门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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