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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安德烈相同，让·法亚尔也在《先锋文学》杂志上推荐了《神女》，不过他的语气就要客观得多：

    “《神女》毫无疑问带着艺术探索性质，作者营造出一个魔幻而现实的宏大世界，让人很难分辨出虚与实的差别。或者说，根本不用去加以分辨，读者只需要徜徉在那个梦幻世界，随着女主人公经历一个个冒险即可。河神、山神、土地、城隍、狐仙、幽灵……一个个陌生而又神秘的东方传说陆续登场，它们似乎是女主人公的想象，又似乎真实存在过……《神女》是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作者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的遭遇，与虚幻荒诞的民间传说相结合，带着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中国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真正让周赫煊名声大噪的，是罗曼·罗兰的评论文章：“我读了《神女》，深受感动。我只记得青年时代，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卡的《人间喜剧》时，才有着如此震撼的阅读体验。周赫煊先生的作品《神女》，既有雨果的浪漫，又带有巴尔扎克的批判讽刺，于黑暗之中向往光明，于冰冷当中寻找温暖，于荒诞之中呼唤正义，这是一部难得的伟大作品。”

    罗曼·罗兰此时定居在日内瓦，他早已被法国抛弃，甚至被法国主流文学界讥讽为虚伪。但他的影响力却非常巨大，拥有无数粉丝和崇拜者，他的高度赞扬，瞬间让《神女》在整个欧洲扬名。

    反倒是《狗官》，由于写得太过直白，不那么讨法国文学界喜欢，虽然读者们对《狗官》的评价也颇高。

    1929年，这是二战前法国出版界繁荣的最后一年。

    《神女》的首周销量便达到3万册，第二周增至11万册（总销量），第三周才终于减缓下来，总销量刚刚突破15万册，《狗官》的同期销量是7万册。

    从没有哪个远东作家的作品，能在法国图书市场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神女》甚至在法国带起一股“东方热”。

    连带着周赫煊的学术专著《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都随之热卖。特别是前两本史学著作，因为顺应了此时法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批判潮流，以其超越时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受到法国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巨大关注。

    正好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许多力图推翻“新史学”的学者，纷纷加入学术大讨论中，这本杂志瞬间成为法国史学革命的阵地。

    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这本《年鉴》杂志成为了史学革命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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