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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史中丞赵挺之插话道：“和离不妥也离了，有开封府的文书为证，如何无效？而王氏入门又有三媒六聘，礼法俱全，如何不是正妻？若三媒六聘娶进来的妻子都可不算，那人伦之道还不俱坏？”

    旧党这边的范纯礼也硬着头皮起身发言：“婚姻之道当从父母，陈大郎违逆母命，离弃结发，是为不孝。我朝孝治天下，应当判处离异无效，所以余氏才是陈大郎的正室。”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新党方面的李清臣接过话题道，“余氏因为无子被弃，陈大郎所为是符合孝道的，而当时陈母也未在开封府提出异议，因此不能判定陈大郎不孝。之后陈母主张陈余二人复合，乃是因为陈大郎至死无后，可见无后之根源不在余氏，且陈母和余氏情若母女，所以才将余氏接回。离异之事虽然对余氏不公，但是并不有违孝道，而且陈大郎也拿出资财，妥善安置余氏生活，因此也不违反三不出中的有取无归。所以陈大郎和余氏的和离，完全是合法有效的。”

    这事儿的道理当然在王氏一边了！何天然何大状一年三千缗的薪水不是白拿的！所以旧党的几个君子怎么都说不过新党奸臣的。而且……旧党的君子们也不是金牌讼师啊！他们是科举考出来的官这个不错，但是宋朝的科举不考律法，虽然在高中后会进行一律法方面的培训和考核，但是这种培训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并不能让官员成为法律方面的专家。

    而且儒家官员的法律意识通常比较单薄，这和儒家思想中轻法律，重教化的路子有关。

    而与此同时，宋朝的讼师却是经过专门的“讼学”培训，有专门的教材，有专门的行会，还有师傅带徒弟，早就一个个比猴还精了。

    官员怎么可能玩得过讼棍？所以逼不得已之下，大宋朝廷只得出台了“告事不干己法”的规定，用来打压讼棍。不过这条法律只能压缩讼棍在堂上的活动空间，写状纸，串口供，寻漏洞，找证据等等法律方面的活动，还是需要讼棍的。

    而武好古则是玩法玩出了新高度，聘用了“常年法律顾问”，凡是共和行及下属商行，武家内账房和武好古本人所签署的合同凭由，必须由讼师团过目或起草。

    他甚至还给界河商会、界河商市元老院和界河商市政所聘请了专职的讼师团，其中不仅有精通宋朝律法的讼师，还有从析津府请来的辽国讼师。

    而界河商市的“内部条例”，也都是由讼师团先行制定，然后再由元老院讨论并表决通过的。

    ……

    崇政殿内问对的结果肯定对旧党和孟皇后大大不利，哪怕韩忠彦和范纯仁费尽口舌，也终究是不占理的一边。

    旁听了这场问对的左正言任伯雨皱着眉头从崇政殿里出了，一路无言回到门下省的公厅时，还没有想好怎么反击新党奸臣和武好古那个小人，就有胥吏来报告，说是他的次子任申先来了，就在右掖门外等候。

    “可说是何事？”任伯雨眉头大皱。他这儿子正在太学念书，现在才近午时，不好好用功，怎么跑来找爸爸了？

    “只说是有要紧事情。”胥吏回答。

    “要紧事情？”

    任伯雨想了想，就道：“叫他等着，我很快就去见他。”

    说完之后，任伯雨又稍稍料理一些要紧公务，然后就出了门下省，直往右掖门而去，在这座宫门之外见到了在树荫下立着躲太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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