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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韩卿有何改进的办法？”赵佶又问。

    韩忠彦道：“臣有个建议，不如将改进武学的问题拿到不久之后要举行的论道中去做个题目，也许就能寻到一些办法了。”

    “不可！”知枢密院事安焘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军国大事岂能容民间学派妄议？”

    安焘知道，韩忠彦的想法是利用这个题目，把论道的重点从大道引向为政之道。

    “怎么是民间学派？”韩忠彦说，“云台学宫是官学，只是略低于国子监。怎么就不能给国子监出个主意？而程颐一样是朝廷的官员，官员议政也不允许吗？况且有朝廷下诏，怎么能算妄议？安枢密你如果解决的办法，尽可以提出来，若是可行就不必再让别人去议论了。”

    这话说得还真难以反驳……而且安焘也的确想不出什么办法，顿时哑口无言了。

    宋徽宗也觉得韩忠彦的话有道理，于是便颔首道：“便依韩卿之言，由国子监和云台学宫讨论武学改进之法，也允许他人进言论策……朕要广开言论，集众人之智，为武学、武举谋个改进之法。”

    “陛下英明！”

    ……

    就在各方面都开始为了即将到来的开封论道准备着什么的时候。作为论道的主角，武好古和苏东坡也在北上途中争论了一路，直到二月十五，两人才赶到了日益繁华起来的北地商城界河。

    武好古和苏东坡争论的事情是关洛学派的天理之说在未来云台学宫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虽然武好古不相信二程提出的天理人欲的那一套道德神学，但是他也认为这套东西是有用的——理学的作用可是经过后世千年实践检验的。

    虽然因为理学大兴，儒学的求道问道精神几乎丧失殆尽，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理学体系的完善。

    因为理学可以比较完美的回答孔子的问题（儒家的大道本来就是个问题），那么儒学的后进就不需要去求解问道，更不需要去向佛教、道教求解，只需要沉浸在自己的体系中就行了。这大概也可以解释明清两个时代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

    从某种角度而言，明清两代的中国人，和宋朝、唐朝乃至更早前的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过理学也有它的价值和作用，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理学其实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支脉。在客观唯心主义吧客观精神——如上帝、理念、绝对精神、法则、众生业力和天理——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源，并且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整个世界都是由抽离物质的宇宙法则或意念的创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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